银铺子配资雨花英烈任天石：从“救命”到“救国”

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展陈中，有一位“弃医从戎”的雨花英烈，名叫任天石。民族危亡之际，他曾说：“做个医生，只能救命；若要救民，必须救国。”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请跟随“健康江苏”，一起来了解任天石从“救命”到“救国”的故事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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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病情不重休惦念，心静自然少忧烦。家中有人勤照看，草药一剂保平安。”

这是京剧《沙家浜》中，常熟县委书记程谦明的一段唱词。剧中，他假扮郎中，在敌人眼皮底下与阿庆嫂接头，巧妙布局，最终使新四军伤病员安全转移。“程书记”的原型，正是抗战时期活跃在苏常太地区的共产党员、“民抗”领袖——雨花英烈任天石。

《沙家浜》改编自沪剧《芦荡火种》，程谦明原本叫陈天民。据《沙家浜》编剧文牧说，陈天民的名字，就用了任天石的“天”字，和他所率领的“民抗”部队的“民”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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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医治病，追求真理

任天石，常熟梅李镇塘桥人，1913年出生于世代中医家庭。少年时便随父学医的他，目睹劳动人民贫病交迫，被深深触动。在孝友中学读书时，他积极领导学生自治，站在斗争最前列，被校方开除责令离校。

任天石曾对友人黄本仁说，“既要做良医，也要做良相”，有条件做良医时，就尽心行医，有条件做良相时，就全力报国。“九一八”事变、“一二八”事变后，任天石积极为国事奔走，宣传抗日救亡，募捐支援前线。

1932年，任天石考取上海中国医学院。重回校园，他格外用功，钻研中医经典，从不与同学外出游逛。他常代学院刻写讲义，校勘著作，一方面勤工俭学，另一方面了解最新医术，深得教授赏识。

任天石作为在读学生，被院方破例聘为《光华医药杂志》编辑。杂志创刊一年，即风行全国，博得医界好评。

任天石毕业论文《头痛》。其师文芳批语：“论病理不背乎生理，谈疗治兼及于卫生，允称完善之作。”其医学造诣可见一斑。

在校期间，任天石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，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《资本论》等著作。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令他耳目一新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、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，更使他走入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1935年9月，任天石（中）在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时与同学合影。

以优异成绩毕业后，任天石取得上海卫生局颁发的行医执照，返回家乡挂牌行医。每遇贫病，不计诊金，声誉日隆。

任天石开具的药方

目睹反动当局逮捕爱国青年，任天石十分愤慨，想方设法进入监狱为“犯人”们看病。革命青年的铮铮铁骨，为信仰、为人民不惜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触动了他，也让他进一步看透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。

弃医从戎，矢志抗日

西安事变后，任天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，思想又有新的飞跃，加深了必须改造旧政治制度的认识。他十分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，认为应立即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。在谈到国是日非、外侮日甚的形势时，他更加痛切地体验到，仅做个“良医”是不够的。他对弟弟任天怀说：“做个医生，只能救命；若要救民，必须救国。”

1937年3月，任天石在梅李参加了常熟人民抗日救国自卫会，出资办读报室，宣传抗日救亡。“七七”事变后，他参加抗敌后援工作，积极募捐钱物，支援前方抗日将士。不久“八一三”沪战爆发，他又设立难民接待站，接待战区难胞。

1937年11月，日军从高浦口、徐六泾口、野猫口登陆，向常熟城进犯。任天石带着全家老小“跑反”到苏北，所见所闻让他深感国难临头、同胞受难之痛，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立誓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，拿起枪杆子打击侵略者。但其时母亲生病，姐姐又走失了丈夫，他是家中顶梁柱，实在走不得。

1938年初，他举家返回江南，果断毁家纾难，弃医从戎，矢志抗日。先盘掉药铺，尽其积蓄，后拆屋变卖，并用劝募所得，赴上海近郊收购国民党溃兵丢弃的武器弹药，在塘桥筹建一支四五十人的武装部队，称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（简称“民抗”），专门维持地方安宁，清除盗匪，深得群众拥护。他先后任“民抗”副大队长、大队长。1939 年“民抗”总部成立，任天石被任命为司令。他带领部队积极寻求党组织领导，同年秋，经常熟县委批准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任天石使用过的手枪。

在日、伪、匪、顽的包围中，任天石等人在党的领导下，不畏艰险，灵活机动，展开斗争。虽是“民抗”领导人，但任天石和战士一样，过着艰苦的游击生活，吃大锅饭，睡稻草铺，身上长了疥疮。每次战斗，他既当指挥员，又当战斗员，总是冲在第一线。干部战士生了病，他总是悉心诊治。

每到一个地方，他还利用医术，积极为群众看病，曾在荷花溇治愈了一位久病不起的老大娘，为杨塘乡一位抗属的孩子取出吞咽入肚的铁皮叫子，在日伪军的包围下冒险为贫农生了毒瘤的孩子做手术，和老百姓建立了亲密无间的“鱼水情”。群众说：历来只有当兵的欺压老百姓，没见过当兵的这样爱护我们种田人。他担任“民抗”司令期间，深受常熟人民爱戴，亲昵地称他为“老天”司令。

任天石用过的医用剪刀

“民抗”成立不久，就建立了一所小小的后方医院。任天石把祖传的2条行医船捐出来，用于诊治伤病员、老百姓，收藏医疗器材、药品，一有敌情，马上转移。

常熟“民抗”流动医务所

慷慨就义，如桐高洁

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以后，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扩大解放区、积极准备应付新局面的战略方针，任天石返回江南，组建苏常太警卫团。他亲率部队攻打伪军据点，逼使敌人撤离。1945年10月，国共《双十协定》签订后，任天石安排苏浙军区部队渡江北上，带领军政人员北撤至如皋。1946年9月，华中十地委成立，任天石任常委兼社会部长。

任天石（中）与华中十地委战友在如皋合影

1947年1月，十地委机关迁入上海不久，任天石为加强部队武装，在黑市求购枪支时遭坏人告密，于1月30日夜不幸被捕。在上海的40多天里，敌人多次提审，把他打得昏死过去，始终坚不吐实，只说自己叫“卢志英”，一个小商贩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敌人一无所获。

1947年3月上旬，敌人把任天石等作为“重要案犯”，解往“首都卫戍司令部无锡指挥部”。一到无锡，他就遭到敌人刑讯逼供。旧伤未好，新伤又至，被打得遍体鳞伤、血迹斑斑，除吃饭外，双手昼夜反铐。敌人还将他押坐于轿车中，在无锡城内兜圈，制造“共产党领导干部投降”的假象，以混淆视听。任天石毫不动摇，继续用化名应对敌人。

一天，他在厕所边见到十地委所属的长江工委委员田学甫，还以为田也被捕在押，即以一手紧握拳头，向他示意：要坚强，保守秘密。哪知这是个早已出卖灵魂的叛徒，很快就供出了任天石的政治身份。敌人如获至宝，在报上刊登消息称，逮捕了“江抗”的“老天”司令。

敌人多次审讯任天石，声称只要他写一份悔过书，交代苏常太地区的党员名单和组织情况，就立即释放他，保证今后衣食无忧。田学甫充当说客，劝他：“如果你愿意出来做事，像你这样有名的中医，行医看病，一世吃不完……”任天石冷笑道：“你太心急啦，适应得太快了些，事情不会就这样了结的。你也不必劝我，人各有志嘛！”田学甫自讨没趣，临走时丢下一叠钞票，说：“这给你夫人做医药费。”任天石马上拾起，掷还给他。

5月下旬，任天石被押解到南京国民党“首都卫戍司令部军事看守所”。他向狱友宣讲革命，给他们看病，借机做通了同监国民党汽车驾驶员赖志高的工作，将书信和诗文托其家属夹带出狱。其中一封信，是给十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包厚昌的：

任天石在狱中写给大年哥（包厚昌）的信

“人家当我是珍贵的宝物，…… 几个被辞歇的店友找到了我，他们来和我算账，拿出厚厚的一本账簿，记得清清楚楚，…… 直到现在，店里的资本从没有露出半点，也使他们恼怒，把我送到这里。”

“也承蒙他们的不弃，要我做同店号名誉上的经理，但自觉德薄才浅，无法胜任而谢却了，因而说我不识抬举。我很欢欣地接受了这无上光辉的‘不识抬举’的雅称。”

“年哥，放心着罢！任凭秋风吹，始终会像信笺一样的洁白，今天将来都是一样。”

他用隐晦的语言，向组织汇报了被捕后的情况，请组织提高警惕，注意叛徒动向，并表明了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。

被囚禁在南京监狱时，任天石写过一篇散文《天雨庭前的梧桐树》，借梧桐树天然美丽的形象、雄伟坚毅的姿态，抒发坚贞不渝的革命气节。

雨庭前的梧桐树，嫩绿娇艳的梧桐叶，正似小孩子一样地热情和活泼，随风飘拂，奋勉地遮掩着炎热的太阳光，让所谓的犯法的囚徒们从万般纳闷中得到些微的凉快！

点缀着淡装素服，活泼细小的梧桐花，没有一点市尘厌恶的俗味。矗立在顶丘上，更流露出天然的美丽，雄豪坚毅的姿态。

秋风年年有，毁灭不尽的梧桐叶，只见它年年在增添着引人喜欢的娇嫩，依旧在炎热的阳光中给囚徒们的一点凉快，直到牢房变废墟。

1947年10月，任天石被押到宁海路19号秘密监狱，与外界断绝了联系。敌人的手段更加残忍，常在半夜用极刑逼供，不时传来开往雨花台刑场的囚车警笛声。任天石被关押在底层牢房，在敌人严密监视下，夜深人静时，借着窗外路灯，给领导陈毅、陈丕显写信。条件所限，只能写在小纸条上，交狱友艾星华背熟后毁去。在信中，他和华中十地委副书记兼城工部部长杨斌共同表示：“同抱至死不变、始终如一的决心，个人生死在所不计，对革命前途甚抱乐观。”

1948 年3月艾星华出狱，将记忆中的“信”整理后交给党组织。受任天石烈士精神的感召，艾星华同时交给党组织的，还有自己的入党申请书

据狱友孙皎回忆，他曾问任天石，对前途作何估计？任天石答，被敌人杀害的可能性最大。他说，敌人看他是个要“犯”，幻想从他身上取得很大收获，可是软硬兼施，什么目的也没达到，岂能甘心不下毒手。他还告诉孙皎，军统特务杀人有公开和秘密两套，公开的是用法庭宣判、公开枪杀，而多数是秘密处死，这也有两种，一是夜间在秘密刑场杀害，二是装进麻袋抛入长江。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时，主要是用秘密处死，惨无人道、狠毒之极。任天石说，已作好思想和精神准备，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对付他，也绝不屈服、绝不畏惧。

孙皎回忆，他被捕时穿的皮袍，三月中旬天热不能穿了，任天石将一件新丝棉袄给孙皎穿，自己却穿的旧衣服。不久，一天半夜，听见汽车驶来的声音，看守喊任天石起床收拾东西，说是“调号子”。任天石慢悠悠坐起来，从容不迫收拾东西，向孙皎点点头，面不改色，沉着安静一如平时。孙皎心如刀绞，急忙将丝棉袄递给他，他微笑着说：“我用不着了，你留着做个纪念吧！”孙皎硬要他带走，看守也催他快出去，任天石接过丝棉袄，告别难友，昂首走出牢房。在黎明前的黑暗里，倒在敌人枪口下，年仅35岁。

红色家风，山高水长

任天石不仅自己投身革命洪流，也动员亲人齐心抗日、救国救民。在他影响下，家中多人参加革命，数位不幸牺牲。

1944年冬，任天石全家合影于苏北黄家市（前排左起任天石儿子任春嘉、任天石母亲卢月芬、任天怀女儿任雪芬，后排左起任天石、陈行之、任彩芬、任天怀妻子赵秀琳）

姐姐任彩芬，从小随父习医，是远近闻名的儿科大夫。在任天石动员下，她化名李建华参加抗日斗争，任梅北区区长，兼任任天石与江苏省委的联络员，解放前夕不幸牺牲。任天石还动员弟弟任天怀从上海中国医学院退学，走上革命道路。

任天石的母亲卢月芬、姐姐任彩芬和儿子任春嘉合影

任天石的第一位妻子叫王珊，虽是家中包办婚姻，但二人感情甚笃。为了让姐弟三人安心抗日，王珊一边照顾婆婆和稚子春嘉，一边过着东躲西藏、漂泊不定的生活。在战乱流离中她患上盲肠炎，担心任天石的安危，又怕影响他革命工作，坚决不肯托人带信让他回家，不幸病故。王珊的弟弟也参加了“民抗”，在一次战斗中被捕英勇牺牲。第二位妻子、革命伴侣陈行之，与任天石一同被捕，被关在上饶集中营。在狱中她被敌人残忍地施以电刑，却始终不肯泄露组织机密，精神上遭受了极大刺激。

任天石的母亲卢月芬性格沉静，深明大义。家境优裕的她，十分支持儿女参加革命，毫无保留。任天石卖掉房子、土地和药铺，都得到了母亲的大力支持。按常熟传统，子女出去做事，父母总会留一个在身边，但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，三个儿女都走上了革命道路。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，她带着任春嘉等孙辈，还收养了好几位烈士遗孤，居无定所，四处流浪，不断改名换姓，最艰难时住过老乡的猪圈、牛棚，毫无怨言。

任天石、任彩芬牺牲的消息，组织上一直瞒着卢月芬，直到全国解放、新中国成立，才婉转告知。老人家伤心欲绝，却未向党组织提任何要求，仍居住在乡下老家，纺纱织布，简朴生活。直到病重，才到次子任天怀家养老。

任天怀之子、江苏省医学会、医师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任华轶回忆，奶奶在临终前，把当时刚上小学的他叫到床前，问他：“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稚子懵懂，回答“不知”。奶奶说：“你要记住，今天是7月1日，党的生日。去叫你妈妈，给我下一碗生日面吃。”任华轶高高兴兴去找父母，说：“奶奶要吃东西了，奶奶快好了！”学医的父亲却深知，老人已生命垂危。弥留之际，她叮嘱任华轶，要好好读书，长大了要做个好医生。

任华轶说，他一直牢记奶奶的教诲，也牢记父辈们为国家、为人民抛头颅、洒热血的忠诚大义，一生从医，淡泊名利。他常说：“父辈年纪轻轻，就为国家、为民族牺牲了生命。相比起来，我们的今天是多么幸福，无论是在工作上，还是生活上，还有什么可计较的呢？”

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政治处主任、新中国海军航空兵工程部部长张鏖，在《怀念任天石同志》一文中说：“在我们东路，中医医生参加革命并成为领导同志的有好多位……他们都是农村中进步的有文化的知识分子，他们思想敏锐、忧国忧民，在国难当头、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，他们是要奋起反抗的……在党的教育帮助下，在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下，他们又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，这也是合乎规律的。天石同志就是这样通过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，最终成为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。”

任天石用一腔热血，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、仁心医者的大爱。他的一生虽然短暂，却在人民心中竖起一座丰碑，必将激励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弘扬“信仰至上、对党忠诚、舍身为民、勇于担当”的雨花英烈精神，也必将感召一代又一代医者践行“敬佑生命，救死扶伤，甘于奉献，大爱无疆”的新时代卫生健康崇高精神，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奋斗终身。

审稿人：任天石烈士侄子，雨花英烈研究会常务理事，江苏省医学会、医师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任华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