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段时间，南京东路第一百货搞了一场银龄主题活动，请来一位特邀嘉宾聊婚姻经验。
台上主持人拿“上海男人最听老婆话”打趣，这位嘉宾接过话头，答得毫不含糊：婚姻保鲜的核心就一条，老婆说的都是对的。
台下一片笑声。说这话的人叫宝雷，原名陈宝雷，上海电视圈的老面孔。
上了年纪的观众对他不会陌生，八九十年代守在电视机前看《法律与道德》的那批人，对这张脸几乎过目不忘。
西装笔挺，表情严肃，把一桩桩法律案件掰开揉碎讲给普通老百姓听，是上海滩公认的“普法名嘴”。
这样一个在荧屏上正襟危坐的人物，私底下居然是个甘愿在家买汰烧、凡事都听老婆安排的标准上海好男人，反差确实不小。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宝雷骨子里就不是一个端架子的人。
他走上电视这条路，本身就带着几分“不按常理出牌”的意思。1957年出生的宝雷，母亲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代播音员，也是中国广播剧最早的女导演之一。
按说有这样的家庭背景，子承母业顺理成章，偏偏母亲最反对他干这行。
原因很现实：早年播音行业压力极大，念错一个字就要被严厉追究，有些老播音员一进播音间就紧张到条件反射式呕吐。
母亲在话筒前站了一辈子，太清楚其中的苦，打定主意不让儿子重蹈覆辙。1976年，母亲给他报了青年宫的画画班，结果阴差阳错，宝雷收到的是朗诵班的录取通知。
他没敢跟家里说，偷偷去上了课。这一上就再没回头。进朗诵班才四个月，他就拿到了给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纪录片《西藏高原》配音的活儿。
第二年又给上海电视台的专题片配音，语言天赋藏都藏不住。母亲最终拗不过，但退了一步：进电视台可以，只能去广告科播音，别碰新闻和节目岗。
宝雷答应了。结果这个“退而求其次”的安排，反而让他成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条商业广告的播报者。你越想绕开的方向，偏偏成了你最亮眼的起点，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拧巴。
此后的职业轨迹，基本就是一路上行。1983年，他正式出任《生活之友》栏目主持人；1984年主持了上海市首届《我爱祖国语言美》普通话评比活动，连做几届，口碑渐起。
但真正让他在上海滩家喻户晓的，是1986年5月开播的《法律与道德》。这档节目在中国电视史上有明确的坐标意义。
国内第一个专门的电视法律专栏。每周固定时段，宝雷坐在演播室里，把枯燥的法条和复杂的案情转化成街坊邻里都能听懂的大白话，既讲规则也讲人情。
在电视频道还极度稀缺的年代，节目开播即拿下同时段收视冠军，每晚准时收看成了大量上海家庭雷打不动的习惯。
节目带来的民生影响力，放到今天看依然惊人。宝雷每天收到大量观众来信来电，咨询各种法律问题。
走在马路上被人认出来，路人二话不说就拉着他调解家庭矛盾、邻里纠纷。那个年代还没有专门的民生调解类节目，宝雷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上海滩最早的“电视老娘舅”。
1992年5月，通过观众公开投票，他当选“上海电视台最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”，这是观众给出的最直接的认可。
事业走上快车道的同时，宝雷的私人生活也迎来了重要转折。1993年东方电视台成立，宝雷作为骨干力量从上海电视台调入东视，是实打实的开台元老。
在东视，他一边主持全国最早的谈话类节目之一《东方直播室》，一边继续扛着新版《法律与道德》，工作排得满满当当。
也是在这个阶段，他牵头筹备了一档叫《让我们同行》的交友节目，专门服务大龄未婚青年。
这档节目是上海本土最早的电视相亲栏目，比后来红遍全城的《相约星期六》还要早上好几年。
节目选定的女主持人叫袁琳，同样是上海电视台的资深主持人。两人天天泡在一块儿写策划、录节目、对接嘉宾，从工作搭档慢慢走到了一起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档专门帮别人牵线搭桥的节目，最后倒先成全了两位主持人自己。节目播到第14期，袁琳怀孕，不得不退出，栏目随之停播。
节目没能延续下去，两个人的缘分却从此扎下了根，一路携手走到了今天。到了九十年代末，随着年纪渐长，宝雷开始减少台前曝光。
2000年以后，他基本退出了一线主持岗位，留给观众最后的荧屏印象，大多是在福利彩票开奖节目里沉稳出镜的样子。2017年正式退休，彻底告别了干了三十多年的演播室。
退休之后的宝雷，日子反而比上班时更丰富。头几年，他频繁出现在上海各区的群众朗诵比赛和普通话推广活动上，当评委做指导，把几十年的舞台经验掰碎了分享给普通文艺爱好者。
他还参演过SMG排的主持人版话剧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，演了个老工人角色，圆了一把话剧瘾。
2007年主持过一场上海与芝加哥跨洋连线的社区戏迷演唱大赛，隔着太平洋和海外上海老乡互动，把文艺余热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不过最近两三年，他找到了一个更接地气的新爱好，去虹口公园唱歌。每周固定时间，宝雷都会出现在公园歌友会的人堆里，和一群中老年歌友排练经典老歌。
穿着清爽的Polo衫，嗓音浑厚清亮，唱起来韵味十足。路过的游客放慢脚步端详半天，认出来之后又惊又喜。
有人把视频传到网上，评论区冒出一些“当年的大主持人沦落到公园驻唱”之类的声音。宝雷本人倒看得很开。
他说退休快十年了，今年也快七十了，唱歌带来的快乐特别实在。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歌友待在一起，精神上的满足感是别的事情替代不了的。
他还打算以后每天都来唱一个小时，既练嗓子又活动筋骨，比闷在家里强多了。周围市民说他的加入给歌友会提了档次，他摆摆手，说自己是跟着大家一起进步。
碰上老观众认出他来打招呼要合影，他一概来者不拒，随和得就像弄堂里的普通邻居。
从公开的工商信息看，宝雷名下曾有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股份，早期就叫上海宝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
后来股权变更由陈翔君全资持股，妻子袁琳担任监事，一家人的事业重心始终没离开文化这个圈子。
回到家里，他照样保持着标准的上海老爷叔做派，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一样不落，大小事情多和袁琳商量着办。
七夕活动上那句“老婆说的都是对的”，不是场面上的客套话，就是他过了几十年的真实日常。
他自己也说得坦白，这不叫怕老婆，这是上海男人过日子的普遍智慧，就像大家常调侃的“马大嫂”，买、汰、烧样样拿得起，家里的事顺着对方来，日子才能过得安稳。
当年在《法律与道德》里，他见证过无数家庭的争吵与破裂，讲了几十年法律与道理。轮到自己过日子，用的反而是最朴素的办法：少讲道理多做事，身段放低，日子过踏实。
虹口公园的歌声还在继续。那个当年把法律讲得头头是道的名嘴，如今换了个舞台，用一首首老歌打发着自己安安静静的晚年。聚光灯熄了，树荫底下照样能唱得痛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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